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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结论是: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4]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金沙9001官网 点击登录[4]“议会”(“parlamento”即法语的“parlement”)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能与现代“议会”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以“法国议会”或者“巴黎议会”之名,开始作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来;其后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使这个机构进一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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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金沙9001官网 点击登录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表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2]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

[1]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9]科姆莫多(CommodoMarcoAurelio,169—192),罗马皇帝(180—192)。

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卫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主如果缺乏这种专长,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16]本蒂沃利奥(GiovanniBentivoglio)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SignorediBologna)。金沙9001官网 点击登录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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